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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地名是由于该区域多民族杂居出现了双语现象而产生的。也就是一地多名，不同民族各叫各的。在叙述双语地名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双语现象。
一、双语现象
双语现象就是指同一言语集体范围内两种语言的并存现象。由于新疆各民族的不同分布和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双语类型。概括起来有以下4种：
（一）少数民族既熟悉本民族语又兼通汉语。
这是新疆最主要的、最普遍的双语类型。新疆的十三个民族中，除汉族、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各少数民族都使用自己的民族语，他们之中不少人兼通汉语，特别是北疆地区和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汉语通常是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际语。
（二）少数民族既熟悉本民族语又兼通另一少数民族语。
一些人口少的民族，如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由于居住分散，本民族语使用的范围极小，因而不得不掌握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作为其在公共场合使用的交际语。人口较多，居住集中的柯尔克孜、塔吉克、哈萨克、蒙古族中也有不少兼通维吾尔语的。杂居在其他民族中的维吾尔族也兼通其他少数民族语。
（三）一部分回族和少数汉族既使用汉语又兼通少数民族语。
在新疆，有不少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回族、汉族，长期和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生活在一起，不仅学会了少数民族语言，甚至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也都少数民族化了。
（四）个别少数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外，还兼通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
新疆的锡伯族、蒙古族就是操多语者，特别是锡伯族，由于能自由地运用多种语言而被誉为“翻译族”，他们中的许多人能使用汉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和维吾尔语。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各族人民有着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的优良传统，双语现象由来已久，但在不同时期双语的内容是不同的。古称“西域”的这块宝地，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良好的气候吸引了不少草原民族来此定居。塞种、羌人、匈奴、突厥、乌孙、铁勒、回鹘、吐蕃和一些讲印欧语系伊兰语的民族都在此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同时，由于新疆地处亚洲腹地、古丝路的要冲，是三大宗教、三大古老文明的交汇处，文化的冲撞、战争和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使得原有的民族结构解体，逐渐融和，形成今天的民族和分布的格局。各民族之中都有不少双语人，甚至有的整个民族都是双语人。
成书于十一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就明确地记载着“粟特、坎且克、阿尔乌部族就是这样的双语人，一部分常和外国人和城里人来往的和田人、吐蕃人和唐古特人也是双语人。
”新疆发掘的考古资料、多种文字的文献、文书、契约也证明当时曾流行多种语言。著名的《坎曼尔诗签》中写道：“古宋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疲倦。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字十三载。”反映了维吾尔族的先人世代学汉语文的情况。
伊斯兰教的传入，对新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宗教宣传的需要，维吾尔族的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不少都变成了双语人，他们既精通本民族语，也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不少人还能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写作。这一时期的维吾尔书面语——察合台语文献，就深刻反映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双语制，维吾尔语和汉语在政府和各种官方机构中具有同等地位，政府行文一律使用双语。由于新疆长期历史形成的这种双语现象，已深深地影响到了新疆的地名形成，产生了大量的双语地名。
二、双语地名
双语地名就是指一个地方有两种不同语言的地名并行使用的现象。新疆市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共个，除了市县同名(如乌鲁木齐市和乌鲁木齐县)的地名外，约有86个，其中双语地名40个，约占市县级以上地名总数的二分之一。根据语种的不同，大致可将新疆双语地名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一)印欧语—突厥语双语地名
这里的印欧语多为自汉至唐生活在新疆的印欧语民族留下的地名，现在多为汉字记音。如：
莎车(*Saku/*Saka)——yarkant
焉耆(Agni)——karasar
疏勒(*Suglak/*Sugdak)——kaxkaryengixar
泽普(Zerafxan)——Poskam
和田(üdün)——Hotan
需要说明的是印欧语地名，这类地名位于新疆地名“土壤”中的最低层。据汉文十四史记载,公元前3世纪西城就有三十六国，其后分为五十余国。东汉后合为二十国，北魏减为十六国，隋唐时又为四十四国。这些政权名称，同时又是地名，据学者们考证，这些地名可能大多属印欧语系语言。
如“莎车”，古音为*Saku/*Saka，该名与古代当地居民塞人族称Saka有关(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第页)。
“疏勒”一名大概是粟特族名SugkLak(或*Sughdak，l-d两音在古代粟特语方言中有交替现象)的汉语译音(参见上引季羨林书第96页)。这与古代粟特商人在此活动有关。
“龟兹”一名来自属于古代印欧语之一的龟兹语(又称“吐火罗语B”Kutsi,其词义为“白”，古代龟兹人多姓白。回鹘西迁后，称该地为küsün/küxn，汉文作曲先、苦先等，均来自龟兹语kutsi的形容词形式kücnne(参见季羡林上引书第55-56页)。
“焉耆”一名为梵文(sanskrit)的Agni/Aknidis(梵文Agnidesa)之译音,该词梵文意为“火”(参见上引季羡林书49页)。
“于阗”一名来自塞人一部落名称üdün(汉文作“尉迟”，又是复姓)。唐代,于阗又称“瞿萨旦那”(Gostana)，该名来自梵文，其中Go在梵文中意为“地”，stana意为“乳房”，两词合在一起，意为“地乳”。参见R.E.Emmerick：《有关和阗的藏文文书》，牛津大学，，第23页；上引季羨林书第页)。
“且末”(读jü-mo)来自塞语dirbar，其中的b，按汉字传统的译写规则译为m音。汉代的“精绝”国名来佉卢文(Kharosthi)的Cadota，唐代称“尼壤”来自佉卢文的Nina。此地现代汉语称为“民丰”，维吾尔语仍保留了古代形式，但略有音变，为Niya(Nina)(参见上引季羡林书第页)。
“佉沙国”(又称迦师袛离、伽师信黎，即为khaxghar)，当来自kas，“伽师”+ghari(古塞语“地区国家之意)，即“伽师国”(参见P.伯希和的《马克波罗注》卷1,Cascar条)。
上面所说塞语、粟特语、龟兹语、梵语、佉卢语等都属于印欧语系语言。
(二)汉语—突厥语双语地名
这类地名自古至今都存在。汉人至少从汉代以来或为屯田，或为避难，或被差遣而来新疆者始终不断，故汉语地名在新疆也由少到多，由大地名到小地名，不绝于书，不绝于世。如：
伊吾——Araturfuk
轮台——Bugur
新和——Toksu
且末——Qarqan
巩留——tokkuztara
温泉——Arixang
墨玉——Karakax
鄯善——Piqan
乌什——Uqturpan
乌恰——Ulugqat
伽师——Payzawat
巴楚——Maralwexi
古今汉语——突厥语双语地名的存在是由于汉民族和操突厥语民族杂居造成的。在现今的新疆民族人口中，操突厥语的民族占一多半，其中维吾尔、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天山南部，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部。汉族南北疆都有，但以北疆为多。
(三)汉语—蒙古语双语地名
蒙古语地名的出现是随着元代蒙古人在新疆的统治开始的。汉语——蒙古语地名多分布于北疆。如：
额敏——Dolbuljin
裕民——Qagantokay
富蕴——Koktokay
昭苏——Mongolkure
福海——Burultokay
伊宁——Gulja
(四)汉语—突厥语—蒙古语三语地名
塔城——Qoqek——Tarbahatay
乌苏——Xihu——kurharusu
博湖——Bagrax——Bostnur
三语地名虽然不多，但它却生动地反映了多民族杂居的历史和现状。
三、双语地名产生的原因
不同类型的双语地名可能有不同的成因，当然也有一定的共性。
（一）双语地名的产生往往由移民造成
新疆历来就是一个移民频繁，民族杂居的地区，今天一个民族给此地取了一个名字，明天另一个民族来了，给此地又取了新名字。如：今阿克苏，汉代为姑墨，唐代为姑墨州，一曰亟墨，贾耽《四夷路程》云：“拔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按，“拔换”，为阿拉伯语Barkhuan之对音，梵语作Baluka，即《大唐西域记》和《西域记》之“跋禄迦”。唐代此地大概有三种称呼：姑墨、拔换、跋绿迦。由于移民和交往，使操不同语言的人聚居、生活在一起，从而自然地形成双语现象。新疆是一个民族杂居和移民频繁的地区，新疆的双语地名就是由于各地移民杂居一地形成的。
（二）双语地名的存在受文化心理的制约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人们的观念中，要保持传统文化首先要保持使用本民族语，而不用外民族语，在多民族聚居区尤其如此。地名作为语言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双语地名一旦形成，一般说来将会保持较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人们往往不愿放弃使用自己本民族语的地名而使用外民族语地名。其目的主要是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上文所述汉语一突厥语一蒙古语三语地名就是典型的例证。
（三）由于文化上的原因
双语地名的存在还受文化心理的制约。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人们的观念中，要保持传统文化首先要保持使用本民族语，其中包括民族语地名，在多民族聚居区尤其如此：双语地名一旦形成，一般说来将会保持较长的一段时间。尽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管理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明文指出：“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地名各民族称谓不相同时，应确定一种当地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标准名称”，大多数双语地名不仅现在仍然存在，今后也将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是因为人们往往不愿意放弃使用自己本族语地名而去使用外民族语地名。这主要是受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造成的。上面所述汉语—突厥语—蒙古语三语地名就是典型的例子。
原文刊载《语言与翻译》年第3期
